不过，高级社似乎并没有为多数农民所真正理解和支持，1956年秋冬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退社事件。

这里的要害在于两点：一是，因为正如约翰罗默尔(John.R.Romer)所认为的，[1]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不仅影响到其投资的努力程度，而且影响到其最终能够达到的福利水平。看来，民营化至少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点可以确认。

即通过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国企利润，而不是简单确定一个国企利润分红比例。这恰好与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性及早改善的强烈期盼形成一定的时差，进而导致分配公平性客观状况与大众主观感受存在反差。其二，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的激励机制，即所谓选择性刺激。反观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两个现象：一是1990年代以来快速市场化过程中，先有商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后才有劳动力与土地等所谓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这可以使国有企业更好地体现国有性质，更好地服务于全体股东即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可以通过服务于民生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比如，2005年年初，多家外国在华商会和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报告，集体抵制两税并轨，要求延长对外资税收优惠。包括波兰尼批评过的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远远不够。他们不仅不敢得罪政府和官员，而且还要与政府和官员搞好关系。

其次，企业家拥有调整和改变自己行为的信息和知识。然后到国外创业，先在英国成立分销公司，后又扩展到美国，先后建立了9家格林柯尔公司，通过技术入股和资本市场运作，赚得17亿美元，随之回到中国发展。一部分企业家深知中国的体制现状和经营环境，他们很不满意，但无力改变。首先，在本质上，企业家才能是由发现和觉察（把握）机会来实现某个目的，或获得收益和利润，以及利用环境中产生的这种机会来行动构成的。

一旦企业做大，感受到各种行为限制和安全威胁，于是选择了投靠政府和官员，寻求保护，而且投靠的官员地位越来越高，甚至官商勾结。顾雏军案正是一些官员向其索需而不得进而恼羞成怒的结果。

这种情况不仅今天如此，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格林柯尔均在英国和天津建有生产基地，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氟利昂制冷剂的生产厂商之一。很多官员凭借手中权力，冠面堂皇而又明目张胆地侵犯私人产权，更是累见不鲜。

因此，企业家必须具有高度的警觉和持续的警惕性，以便能够发现和把握周围即将发生的事情。正是这后一点，决定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的兴衰成败。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够让企业家自由发挥其才能的制度条件和法律环境，相反，却存在着种种扼杀企业才能的规章制度和社会势力。这些企业家也往往会遭殃。

正如当年严复在《原富》译序中说，吾未见其民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2014－03－08，于北京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进入 张曙光（天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家 顾雏军案 。

《福布斯》这样描述：41岁的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投资开发环保节能的不含氟利昂的制冷剂。一部分企业家对中国的体制状况和社会环境了解不够，认识不透，以为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不懂得与政府搞好关系，也不愿给官员好处。

2001－2004年是顾雏军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在上述八方面转型中，当前最迫切、最关键的转型是制度转型，其他方面的转型都依赖于制度转型。二则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时段，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即进入这一阶段，而我国正好开始迈入此敏感时段，若不能适时推进改革和转型、培育新增长点，就有可能陷入其中。转型与改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四则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虽还在发展，但重化工业阶段开始进入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下半场。三是高碳经济正在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实现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转型的方式不同，这次转型将更多地表现为人本转型、全面转型、协调转型、创新转型、可持续转型等。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四是产业发展正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世界潮流。按照全会精神将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就是实实在在地推进中国第三次大转型。

三则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都越来越高，使得我国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明显。因此，抓住改革或制度转型就抓住了第三次大转型的牛鼻子。

目标转型表现为由更多追求数量目标向更多追求质量目标转变（或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变），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变，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变。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转型开始在全球展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转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或再制造业化，试图以此化解金融泡沫和缓解就业压力。转型包括改革，制度转型也可表述为制度改革。中国目前已进入什么样的阶段？总体说来，已悄然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绿色转型表现为由资源高消耗向资源低消耗转变，由环境高污染向环境低污染转变，由生态低效益向生态高效益转变。动力转型表现为由主要依靠需求边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转变，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增长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增长转变。

第三次大转型与前两次大转型有所不同：一是转型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转型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这次大转型涉及面宽，内容丰富，任务繁重。

六则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快速推进时期，各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向前推进。产业转型表现为由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由无品牌产业向有品牌产业转变。

分配转型表现为由追求国富向追求民富转变，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由依靠特权优惠富裕向依靠公平竞争富裕转变。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消费比重低、投资依赖、高房价、债务过多、产能过剩、金融风险、政府公信力下降、信仰缺失、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对转型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要素转型表现为由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土地、资源、廉价劳动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技术、信息、人力资本等）转变。制度转型与其他转型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其他转型的源动力。

全球转型既为我国推进转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大转型面临新的国内环境：一则我国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30多年的年均10％左右逐步转入年均6％—8％。

五则城市化开始步入加速阶段的后半场。但转型不限于改革，还包括发展模式的转变等。

二是转型的内容不同，这次转型不仅有体制或制度转型，还有发展模式转型，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非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按照本人几年前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思路 （见 《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我们可以将这次大转型分解为八方面转型：制度转型、目标转型、动力转型、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转型、绿色转型。